河大外语学院的出身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本片以下简称“预校”），无论是从培养学生的目标还是从学习科目上来说，都是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所占课时多，分量重，“预校”实质上是一所外语学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大是由原外语学校发展而来的。外语学院（系）才是河大的根和魂。无论后来母校几经磨炼、分分合合，几易其名，外语学院（系）始终伴着母校而成长。
我自1965年结缘外语学院到今年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半个世纪呀！几回回梦里回母校，梦中情节都在外语学院。感谢母校，感恩外院！
喜鹊报喜
1965年8月的一天，上午9时左右，我们一家人正围坐在院内大槐树荫下的一张桌子旁吃早饭。突然，一只喜鹊“喳喳喳”地叫着飞了过来，落在了那棵槐树上，母亲听到后便说:“今天有什么喜事了？”话音刚落，只听到“叮铃铃，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是邮递员故意连续按动铃声往我家走来。“报喜了，报喜了！志安考上开封师范学院了”。邮递员满脸堆笑并钦佩地说。我当时喜出望外，急忙打开信一看，呀，是录取通知书！里面还附有一张图文并茂的“开封师范学院简介”。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母亲急忙掏出两角钱递给邮递员表示感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件事却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喜鹊叫喜事到”的民间谚语在我身上印证了。是喜鹊真的有此灵性，还是偶然的巧合？我不得而知。不过自此以后，一旦听到喜鹊叫声，心中便油然荡起一种特殊的激情。
我们这一级
我们一九六五这一级当时叫“老三届”，这一级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我们是“文革”前的最后一级大学生，而且是高中生中的百里挑一；不幸的是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最少，在校时间最长。
我出生在农村，高中之前从没出过县域，更没有去过城市。去开封报到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记得报到的那天，学校在火车站安排了接待站。报到时每人免费发了一顶蚊帐，一个痰盂缸。吃饭是免费的，伙食标准每人每月13.5元，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每月还发2元钱的零用钱。当时确实感受到了学校对学生们的关心和体贴，也真诚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当时的外语系只有一个英语专业，当年招生100名，男生54名，女生46名。分5个班，每班20名，一班男13名，女7名，二班男11名，女9名，其他三个班男女各10名。而且分班也是有考量的。一、二班的同学是在高中阶段学过英语的；三班是一半学过一半没学过；四、五班则全是没学过的。我被分到了三班，我还当了生活委员。我们班的主讲老师叫刘光新，她的发音很好，听说后来还被聘为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发音的老师。那时的学习生活紧张、严谨、正统，教学楼的东面墙上用英语写明“Be unity，Alert，Earnest And Lively”（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毛主席语录。同学们团结上进，专注用功。虽然只学了一年便发生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但功底扎实，发音准确，基础牢靠，也为我们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臭老九”到“香老三”
“臭老九”一词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自嘲的一种称呼。文革中斗争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在第九，故称为“臭老九”。“香老三”也是文革中的排名，工、农、兵是依靠的对象，当兵的排在第三，故称为“香老三”。1969年底，学校搬到杞县的睢杞林场搞“斗、批、改”，并“复课闹革命”，外语系被分配在小河湾分场。1970年4月的一天，哥哥给我来信说，前几天有两个穿蓝裤子的军人到我们大队了解你的情况，不知是啥事”。我当时也诧异，不知出了什么事，就没再理会。可是没隔几天，学校通知，包括我在内的外语系这一级的13人被空军部队特招入伍。一下子从“臭老九”升入“香老三”，很多人都非常羡慕。之后的第二天连家也没让回，就乘火车去了武汉。集中在武汉空军招待所，换上了军装，又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政治队列教育训练。随后进行了分配。我们系的13人被分配到了北空5人、广空1人、兰空3人、昆指（空军昆明指挥所3人），从此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人。据我所知，当时被特招入伍这批人中，我校的人数最多，其他院校的只有一二名或三四名。而且这次部队特招的都是外语系的，这件事，不能不说是外语学院的殊荣，也应该成为外语学院院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入伍后，由于有母校打下的深厚根基，又通过部队的业务培训，我很快就熟悉并热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并成为了业务骨干......。1979年，我还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并荣立集体一等功。1981年，我把我军英勇杀敌、“进攻如猛虎，围剿如铁钳”，以及我们立功受奖的情况向母校写了一封信作汇报。我想我的功劳也是母校外语学院的功劳，我的光荣更是母校，特别是外院的光荣。母校以学校共青团的名义给我回信，给我以极大鼓励。我后来听说我的那封信在学校广播里连续播了三天。我想这是我对外语学院培养教育的最好回报。
（作者：曹志安，系外语学院1965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