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听到开封铁塔的风铃之声，是早在1981年考入河南大学之后的事。
塔角上有风铃，此前我却闻所未闻。莫说不知道塔上有铃，就连见见火车，都感觉稀罕得很。或者说，就没有什么是不稀罕的，对于走出舞阳县农村、考上大学的我，开封市和河南大学的点点滴滴，都成了我向人炫耀的资本和自信的源泉了。亲耳听见开封铁塔的风铃声，则是因为住在“学11楼”而紧靠铁塔公园南墙之故。大二时，我们还在楼前种了一排泡桐，但因为那些纪念树过于成“材”，所以在20多年后便不见了踪迹。
晚上有风时，总能听到铃儿叮当，白天遥望铁塔，方知有风铃在塔角之上。铃儿并不清脆，若牛项系着的铜铃，发出的是浑厚的金属之音。这一听就是4年，我住过114、121、122三个房间，早出晚归，总闻风铃接送。河南大学的学生以“铁塔牌”自居，而对于我，还多了一样，那就是充满动感的铁塔风铃。
“河南大学”那时叫“河南师范大学”，虽然同学们感觉“师范”二字不多受用，但在名字的排场程度上，已经比先前的“开封师范学院”不知强了多少倍。到了大三，听闻有希望改回之前更加排场的“河南大学”之名时，校园里就涌动着情绪激昂的人群，奔走相告于餐厅、宿舍和课堂。要面子是人之常情，青年时期尤甚。填报大学志愿时，就因为当时同层次的“新乡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有个“乡”字而被我这个“乡下人”所排斥，而“郑州大学”又因为是第二批录取，面子上稍稍低了些，且不是电脑操作，熬不了长久的等待。重点大学没报，不是分数不到，而是胆量不足，千辛万苦考出来，不管怎样都不能与吃“商品粮”的机会失之交臂。总之，阴差阳错，抑或是歪打正着，铸就了此后与河南大学的不解之缘。
初识大学校园，大气恢宏仍然超出了想象。听说河大校园就有800多亩，比我们几个村庄合起来还要大。建筑古朴，个个都有典故；植物茂盛，主要道路两边都是修剪齐整的柏树丛。大礼堂两侧的树林，如同两片碧绿的翅膀，而大礼堂则像鲲鹏，似乎随时都有腾飞翱翔的可能，如今多了钢筋水泥，特别是多了大礼堂东侧的艺术广场，已不容我“睹物思情”。整个学校都仿佛隐身于树林之中，“我们的大学像公园”，是那时很多人的共识和脱口可出的赞美之词。校园优美，美伴读书浓，不管是文博馆所在位置的土丘，还是小礼堂前面的石榴园，也或是学校东面的城墙上和昏黄的路灯下面，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因为它们都是我们读书的绝好去处。
说起读书，那可是真正的“读书”啊，早上在宿舍楼外自觉“晨读”，晚上在教室安静“默读”，而背诵课文，受益多多，在反复的背诵中，有了更多的理解。“81级”的学生学习好，风气好，有目共睹。早上睡懒觉的时候很少，即使在辅导员晨跑点名后有偷偷溜回宿舍的，也仍然以读书的时候居多。晚上学习时间长，有时不过瘾，还要找个长明灯教室继续学习。我做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去给外教送作业本时，为了不错过和外教交流的机会，除了准备些口语外，还要事先写篇英语作文，当面请教，使得口语的表达有了更加具体的内容。我的毕业论文提前一年（大三）完成，外教给我评了个优秀，毕业实习和毕业考试得的也是优秀。特别是在大三时，我就在《英语辅导》杂志上发表了首篇习作，17.5元的稿费，正好让我买了一双牛皮鞋。那可是我穿的第一双皮鞋啊。正因为学习努力，又喜欢写点儿东西，所以获得了外语系颁发的“特别奖”，整个年级共有三人获得，后来也就有了三个“怪杰”之类的说法。那时没有多少可玩的东西，让吃苦的我们，在河南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大学外语系的师资实力雄厚，这在入学报到之前就已经在宣传的画页上看到了。而真正到了学校，更是领略了老师们的敬业和刻苦。他们是：陈明发、马涌聚、杨良生、金始衍、郭尚兴、苗普敬、吕长发、王宝童、赵帆升、盛毓苏、the Rays、the Dirksens……正是有了他们，才使非重点大学的河南大学，享有了超“重点”的声誉。
河南大学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太多太多，甚至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惑，“挂一漏万”，实非夸张之语。那些年电话很少见，但家信来往频繁，我与父亲有关河大时期的通信还都各自完好地保存着，只待将来，再将那些尘封的美好一页页翻起。如今，我虽然身在异乡，但还顶着河大好学生的美名，嘴边挂着的一句“我本科是在河南大学外语系读的”，难以掩饰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豪之情。
难忘河南大学的点点滴滴，更难忘恩师们言犹在耳，一如开封铁塔的风铃，还不时地在心间荡起。
（作者：周领顺，系外语学院1981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