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河大的“联姻”
一、我为什么会来河大
我同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洽谈“联姻”的事始于1994年下半年，那时我是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的教师。一天我没课，待在城里的家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迎来两位客人：他们称是河南大学外院的院长苗普敬教授和英语系系主任徐有志教授，他们从河南到了广州，那天一早进了华南师院，被告知我没到学校来，于是他们就按被告知的地址又从华南师院赶来我家。坐下聊了几句，他们就说经有人（我记不清楚是谁）的推荐，河大校长要他们来，邀我去河大加盟，共创河大的第一个博士点（后来外语学院获批时，中文学院也获批了博士点）。
苗、徐这次来广州，前后一共来过我家三次；期间我曾同我的太太为了我能调去河大，去过当时任广东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王屏山的家拜访，请他为我同华南师院说说情。我在华师附中读书时他任华师附中校长，我当学生会宣传部长，所以我们相熟。我表示，当时华师外院与河大外院都没有博士点，不如我先到河大创了博士点回来，再为我省效力。王省长是管我省教育的，当然不会马上放人；我记得他当时大意是说，要我留在广州。他们领导层后来是如何沟通的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后来华师慢慢就松动了，我就在1995年4月份商调到河大，并且我果真在河大拿了博士点之后两年在华南师大外院任兼职教授，华南师大外院是在2020年拿到博士点的。
二、我现在做什么
我是1938年出生的，现在已是“80后”（80岁以后）的人了。在2010年前后，我还曾在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即今西南大学）外语学院兼任博导，和在另外一些大学当兼职教授；在2016-2018年，我受聘为华南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兼职教授，帮助他们的中青年教师开展研究；记得在2018年，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就曾假座华工外院为我举行80岁牛一庆生会。
在这八十多年中，我做过的研究工作，比起我们河大许多同行实在乏善可陈。
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1965年，那时我是华南师院外语系的助教；而在1982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主位和述位》，则是我真正走上做语言学研究路上之始。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的学习和实践所涉猎的范围较广，涉及英美文学研究、翻译，以及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法、语义、语用、语篇、语言研究方法等。在这些年的学习、实践中，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语言学的功底。
20世纪90年代初到进入21世纪，我一方面围绕语用推理进行认知语用学研究；另一方面于2010年以后开始进行心智哲学视域下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的跨学科研究。
在语用学研究方面，在介绍格赖斯和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同时，我对它们做了修正和补充，并提出自己的含义理论；最近，还提出含义可分为会话式含义和直陈式含义的想法，这两种“含义”表达式的格式虽不同的，但从含义的实现来说，其实质是一样的；汉语的含义表达多为直陈含义，有择象取义和引发有配两个特征，前者说明含义是如何从“意象”中来认定意义的，后者则说明含义运用必定有前引的因素引发出含义，共同造就含义的表达。
在语用学研究中，我尝试发展了基于心理模型的语用推理研究范式，这就将语言运用的意义从过去含混一体的“意义”分离出来，为语言研究完善了一种新的推理方式——推断说话人意义的语用推理。这样就区分了语义研究的意义和语用研究的意义这两大块，为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曾将“常规关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同认知句法、话语、修辞等研究联系起来，使常规关系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我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是指在心智哲学视域下进行语言学研究，将心智哲学领域研究的思路、方法、成果用于语言研究。通过发表《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心智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创新》《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角》等系列论文，主持“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专栏以及创建“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研究团队等，积极探索心智哲学视域下的语言研究。可以说，这一探索是结合当代认知科学大背景、根据汉语语言特色，开创出的一个新的汉语研究范式。
二、开展表征理论与语言研究。将“表征”概念用于语言研究，概括出语言运用中表征的两个核心要素：心智具象性和语言的推论性。研究语言运用的表征，我是以非字面义表达为例，如以隐喻为例，通过实例分析，建立一个｛SCEP｝四元组，对表征作出形式刻画，从而对其理论框架作出新的诠释；提出“二阶表征”这一新机制，解决历史条件与个体在当下情境中的表征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对当前语言表征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作出了补充。
三、开展分形理论与语言研究。作为一种几何理论，分形理论是非线性科学的三种代表性理论之一。根据分形理论，一个“部分”以某种形式与其“整体”相似的那个部分就叫“分形”。基于大量的汉语语料，我探讨了隐喻喻体的建构、隐喻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机制、喻体向本体的非线性转换等论题。应该说，从几何理论中的分形理论视角进行隐喻、转喻研究，是对隐喻、转喻研究的一种新的延伸。
四、开展量子力学理论用于语言的研究，以类比隐喻、汉语非连续表达、含义表达等为例，考察量子力学的非定域原则对这一类型语言表达的析解，开启了语言研究的一种新思维。
五、对开展语言跨学科研究进行了探索，认为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语言研究开新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打开语言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局，提出语言跨学科研究可以粗略地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概念融合三个较大的层次；提出语言跨学科研究一定要坚持最后还是要归省到语言研究上来。所跨的学科有：人类探究微观世界重大成果的量子力学、新兴学科的非线性科学、数学领域的分形论、对偶性理论、认知科学的表征研究、哲学的同一性理论和逻辑学科的因果蕴含理论等。
六、提出“广义替代论”（general theory of substitute），将非字面义表达综合为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认为作为语言表达是一个表征的过程，表征就是以一物B表征另一物A，即外界事物A经过认知主体以意向性为主导的认知加工，在大脑里呈现为意象，语言表达就是这意象的概念化 ；以B表征A就是一种替代。语言表达广泛地存在这样的替代，字面义表达和非字面义表达都是如此。运用“广义替代论”，可以合理地将非字面义表达的这个大家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将诸如各种“喻”、各种“语”（如委婉语、反语、成语等）、含义等，找出它们的共同机制，又抽象出它们各自的特点。这样的研究就能点面结合，有更大的概括力，又有深入的个体精准描述。
我至2021年共发表论文253篇，其中在《外语教学与研究》31篇、《外国语》35篇、《外语教学》24篇（https://kns.cnki.net/KNS8/Visual/Center）；而在2022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复旦大学的《当代修辞学》等刊物还继续有论文发表。
三、我对河大外院的建议
河大外院得过学科建设A++的评价，一定能够在新时期把外院建设成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基地，并一定能在这一前提下把河大外院建设成河南省的一个有全球视野、有国际水平，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语言、文学、翻译的教学与研究的创新中心。只要外院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就一定能善作善成。
创新中心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所以我建议外院一定要抓好人才培养，只在学术方面就我的体会来说，一是抓好基础，二是抓好思维训练。
抓基础要取精用弘,基础要广要深，用起来才能精，要培元固本，也要守正创新；
抓好思维训练就是抓启思，为学之道，成赖于思；学贵有疑，论贵释疑；释疑贵在根本，根本在于启思。有疑就是有问题，释疑就是解决问题。
语言运用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语言研究的方法同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法联系起来，就有助于释疑抓住根本。语言研究越来越需要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参与。这表明，进行语言研究除需要有语言运用的智力以外，还需要一种心理的能力，即要好奇、善观察、会联想、敢于想象；这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语言运用会同这些学科的知识有联系，是怎样联系的。这就需要好奇心、联想力、想象力。好奇心引导得好就是求知欲，这又同知识的获得与应用联系起来了，认知就是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新任务需要新作为，这就需要有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魄力，奋楫争先，赓续笃行，外院就一定能成为创新中心。
作者简介：徐盛桓教授，湖南岳阳人，中共党员，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1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1995年到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任教至今。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2000年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副会长；“英语语言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出版专著两部，参编高等学校本科和研究生用教材三部，发表、出版文学、音乐、舞蹈评论和文学作品、译文一百多万字；在《中国语文》《中文信息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五十多篇，其中在《外国语》共发表论文35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共发表论文32篇，在2017年河南省34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百强学者（按FNII排序）中，徐盛桓教授排名第一。
策划：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务办
审校：肖艳 付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