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职尽责搞好学科建设
殚精竭虑培育外语人才
作者：吕长发教授博导
1.
1958年，我被录取到了我们学校外语系学习英语。那时学校经过院系调整只余下了中文、历史、地理和外语系四个系，而校名变化下来也已经于1956年11月更改成了开封师范学院。当时外语系只有英语专业和俄语专业两个专业，全系教职工49人，其中教师45人，行政人员4人。系里每年招收的学生都不多，我们那一届英语只有两个小班，我们毕业的时候只有41名同学。由于办学条件的限制，开设的课程并不多，四年里我们学习的课程仅有英语精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综合英语，就是Comprehensive English，和英语泛读、英语会话、英语语法、英语作文、英语教学法几门。原定要给我们开设英国文学史，后来一直也没有开成。1958至1960年，学校开展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师生要参加政治运动，还要到学校创办的工厂和农村劳动，学生用于专业知识学习的时间很有限。1960年，学校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抓劳逸结合，学生们才有了更多的学习英语知识的时间。
至于教学设备，那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学生们主要靠听老师讲课和自己读书与做练习来学习英语。语音教学器材只有留声机和唱片，所以我对gramophone（留声机）和record（唱片）两个词记忆特别深刻。我们用的是一套The Linguaphone Course（灵格风教程）唱片。我们反复地听唱片上的句子，模仿唱片中的语音语调，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不少上面的句子。那时用的是箱式手提手摇留声机。这种留声机要不断地更换唱针，听唱片之前先要摇动曲柄，上紧发条。一旦发条松了，放出来的声音就变了样子。有几张唱片是英国戏剧大师和演说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讲话录音。他在演讲中说，除非你们对留声机操作得当，才能听到我萧伯纳，不然的话，你们听到的就是冒牌的萧伯纳（sham Shaw）了。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吴雪莉（Shirley Wood）老师这样说地地道道英语的教师教我们的英语会话，外院校的师生都非常羡慕我们。
因为我们外语系是小班上课，教师的任课时数多，所以工作量比其他系的教师都大。教精读课的教师要教语音语调，还要教词汇、语法、写作和翻译，必须有全面的英语语言和文学知识以及英、汉语的写作和翻译能力。系领导往往安排青年教师从教精读课开始，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往上教，在每个年级教上两三年，等教到三、四年级时，七、八个年头也就过去了。经过这番磨练，你就有了坚实的英语语言知识。然后系里再根据你的专长和爱好，让你教一门专业课，如英美文学、语言学等等。也有不少教师年轻时开始教精读，一直教到退休。这些教师每周要上七八节甚至十几节课，还要在自习堂上辅导学生和批改作业。他们和学生接触多，关系最密切，也最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读一年级时，教我们精读课的是李岳高老师。他教课认真，辅导耐心。刘光新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课。她发音清楚，语调自然。后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她担任了几年教学广播主讲。
二年级和三年级时，陈孝明老师教我们的精读课。他说话语速比较快，听他讲课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他要求学生反应敏捷，发音要清晰，表达思想时意思要连贯，语法要正确。开始时你会以为他过于严肃，时间久了你便会觉得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老师，而他的严格要求也完全是为了学生。他英语词汇量很大。我们同学问他单词，他随手一翻，便会翻到词典上那个单词所在的那一页。他的语音语调十分准确，口语十分流畅，言语又充满了睿智和幽默，后来他还在系里开设了英语语音学课程。我们从陈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英语知识和技能，而我自己英语口语的提高和英语知识面的扩大也得益于他的教学。1964年，陈老师教三年级一个班的精读课，我担任那个班的辅导教师，听陈老师讲课，辅导学生和批改作业，又有了许多向他学习的机会。
我们读四年级时，教我们精读课的是张明旭教授。张先生当时是外语系的系主任，他有不少教学管理和行政工作要做，但是很少耽误上课。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讲解词汇和语法深入浅出，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他英语语法知识丰富，讲解单词时，又常常给出一个语言环境，有时还做出一个动作，说明这个单词的用法。他讲阿伯特·马尔兹的短篇小说《兽国黄昏》（Afternoon in the Jungle）一课时，首先给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又详细地讲解和分析了课文中的句子和段落。在他的朗读和讲解中，一个十三岁衣衫破旧的小男孩，先是努力用一根长杆和橡皮糖要把他透过路边下水道的栅格看到的掉落在下面坑洼里在一枚硬币粘上来，接着又和随后到来的有着长杆和吸盘想把那枚硬币弄到自己手里、面带病容的男人拼命争斗，一幅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清晰而生动，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苦难的认识和对他们的同情。张明旭先生待人热情诚恳，外语系英语专业和俄语专业的师生都很尊敬他。
教我们英语语法课的李敬亭先生教课十分认真。课堂上和课下耐心地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我们还听过常玉璋教授和陈光辉教授的课。两位先生都从美国回来。常玉璋先生知识面宽阔，讲课条理分明。陈光辉先生热情洋溢，讲课生动有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教我们课和我接触到的老师在我上学时传授给我知识，在我做了教师之后还继续关心我，帮助我。
2.
我们读大学时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还不多，高中毕业能够考上大学的学生只是少数。我们深知上大学的不易，所以刻苦学习来提高自己。我认真听课，努力练好听、说、读、写和翻译各项基本功，也开始阅读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英语学习成绩一直是年级最好的。我也要求自己关心政治，热爱劳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遵守纪律，团结同学。我和同学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学好本领，好好工作，报答父母，报效国家。
我于1962年毕业。我们那一届英语专业毕业生中我和徐有志、戴存世三人留校任教。我深知一个合格的英语教师必须有坚实的英语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系统地阅读英语语言方面的书籍，归纳总结语音和语法知识，认真备课，把课教好。课后、周末和假日，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听录音、听英语广播和读书，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首先要求自己有清晰、正确的语音语调和自然、流畅、耐听的英语口语。我努力用好上学时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语音知识，还继续认真地向别的教师学习。系里教二年级精读课的王敏老师从巴基斯坦留学回国。他嗓音浑厚，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1963年和1964年间，我和王老师同在学校回民食堂用餐，晚饭后经常一起散步，用英语交谈。这对我的英语口语水平的提高大有好处。1964和1965年，系里建了听音室，教学也开始用盘式录音机，就是810A型那种，接着用上了盒式磁带录音机。我记得《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刚引进我国时共有83盘录音带。我一盘一盘听下去，模仿上面的语音语调。我还听了不少别的材料。教学中我十分注意纠正学生的不规范的语音语调，教给他们用正确的语音语调读书和说话。1977年级学生读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我教一个班的精读课。我安排学生课下听英语录音和广播。一次，我从《亚洲故事》（Stories from Asia）录音带选出一篇《水牛和鳄鱼》（The Buffalo and the Crocodile）让学生听，然后在自习堂上要他们一个人一个人背给我。学生都很注意模仿上面的语音语调，有的学生更是模仿得惟妙惟肖。一个名叫唐莹的学生还和我一起为当时的中学英语课本录音，供全省的许多中学教学使用。
词汇是我们说话和写作的最基本的材料。教师讲解单词要尽可能使用学生已经学过或者掌握的英语词汇，要尽量避免使用汉语去做解释。讲解单词要讲清楚单词的词性和用法，给学生一个语言环境或者上下文，让学生明白这个单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要让学生多读书，尤其是英美文学作品，因为故事和小说中的情景以及关于故事背景、人物等的描写和戏剧中的人物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语言使用的环境，而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又多是语言大师，读书中你会自然而然地学到不少语言知识，词汇量也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为了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外语系于1963年至1965年间举办教师进修班，吴雪莉老师给我们讲英美文学作品。那时的进修班办在学校老校区原来西北院东南角的一间房子里。吴老师打印出一些材料发给我们，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cle）和《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the Sleepy Hollow）等等。吴老师的母亲 ―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道逊夫人也给我们讲过课，只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们失去了进一步向道逊夫人学习的机会。第二次办短训班是10多年以后的事。那时，外语系的办公楼是老校区的东工字楼，短训班就在二楼西南角的一间大房子里。吴老师讲课的材料有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无形人》（Invisible Man），还有许多英美短篇小说。听课的除我们系的教师外，还有其他高校如湘潭大学等外语系的老师。这些培训班对提高我们的口语和文学批评能力大有裨益。我们年轻时还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那么多的交往和应酬，读书便是一件大事。那时学校图书馆在六号楼，地下室便是英美文学作品书库。有的一部小说有十几本，有的一部小说有几十本，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一看就知道从来没有人动过。我选定一个作家，把能够找到的这个作家的作品都借来读了，然后再读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就这样我系统地读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哈代（Thomas Hardy）等英国作家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享利·詹姆斯（Henry James）、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杰克·伦敦（Jack London）、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美国作家的小说。我还读了雨果、司汤达、福楼拜等法国作家小说的英文译本以及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俄罗斯作家小说的英文译本。自1989年起我给研究生讲了20多年的西方戏剧课，更是读了不少剧本。我要求我教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多读书，尤其多读英美小说。我还希望他们做笔记，把那些描写生动、语言优美的句子按照自然风光、人物面貌、人物动作和心理活动等项目分门别类加从整理，做成卡片或者写在笔记本上。学生们说这确实是一种积累知识的好方法，读书使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掌握好英语语法是一个教英语的中国教师的基本功。学习英语语法要做到概念清晰，条理分明，强调实用。我十分重视英语语法的教学。我认真读了国内外不少语法学家写的语法书籍，平时十分注意语法知识的总结，每一种句型，每一种语法现象，都有许多的英语句子记在脑子里，课堂上随时拿来使用。当然也要现场发挥，造出许多句子，这必须有深厚的英语知识的积淀才行。我在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上讲课，总是用尽可能浅显易懂的英语讲解语法，学员们的反映很好。他们说他们也学着用这种方法教课，而不必借助于汉语，课堂气氛有了很大的改观，学生的英语水平也相应有了很大提高。我还十分注意中学生和大学生实际掌握和运用英语语法的情况。二十世纪80年代上半期，河南省高招外语学科评卷工作连续五年在我们学校进行，我担任评卷领导组组长。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及此后的年份里，我担任质检组组长，负责评分细则的制订并检查和保证评卷严格按照评分标准给分和扣分。我注意收集考生在“写作”和“翻译”题目中写的英语句子中的语法错误，分类加以整理，先后写了几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指出并分析了学生们常犯的语法错误，还提出了加强语法教学，纠正和防止这些错误的方法。在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论文写作时，我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文学批评理论、文章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还十分注意文章中语法知识的运用。我认真修改论文中的错句，从来没有马虎过。每年我都要几次参加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的讨论和毕业论文答辩，每次都认真地指出论文主题思想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我在论文语言方面的严格要求使学生们受益匪浅，也给应邀参加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外院校专家、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要有广阔的知识面。一个教师的知识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英语，况且没有广博的知识，英语也不能学得很好。要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读中文小说、剧本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书籍。要有广泛的爱好，喜爱戏剧、电影、体育和艺术。我感到自己上学时学的东西，包括中学时学的理科知识和工作以后积累的知识都十分有用，我也常常给学生讲勤奋好学的重要性。课堂上你美丽工整的板书和你为帮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所做的图画都会使学生受到启发。
一个教师要热爱教育事业，要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学生。要了解学生的实际需要，真正做到教书育人。我注意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寓于教学之中，讲解文学作品和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更注意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和主题思想。对于学生，我十分注意做到言传身教。你站在讲台上，或者活动在校园里，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有一句话说得好，教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要教好英语，就要认真研究和掌握英语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勤学苦练，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英语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学习英语的学生，因此，我们要通过和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来传授知识和技能。我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也很少大段大段地读东西给学生听。教师要把你计划教的东西融会贯通，完全变成自己的，然后在课堂上采用和学生对话和讲解等各种方式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学生。即使是理论性比较强的新知识，也要根据学生的水平，运用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把教学内容改造成学生能够理解的东西讲给他们。我教英语近60年，一直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教研究生时有了电脑，我设法把要教的东西制作成课件，教学也就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3.
1962年下半年，我担任一年级精读课的辅导教师，从1963年上半年起就开始教一年级精读了。1964年上半年，我担任三年级一个班精读课辅导教师。当年学校决定选派青年教师去两个附属中学任教，因为师范院校主要培养中学师资，而师范院校的教师必须对中学教学有所了解。1964年下半年，我去到了附中西校，教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我认真教学，关心学生，还多次给全校学生讲英语语音语调和语法。1965年，学校根据省教育厅的安排办英语预科班，招收优秀初中毕业生，读三年预科和四年本科，以培养高级外语人才。据说这是当时中南地区唯一的一个外语预科班。学生除学习英语外，还要学习高中其他课程，所以办在附中东校，就是现在的附中。学校派我去教预科二年级，一年级有两个班，教课的是马怀松和郑书波两位老师。英语课本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编写的教材，没有录音材料。我请吴雪莉老师的母亲道逊夫人给我们录音，对话材料我就和她一起读。道逊夫人很热情，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教课认真，十分注意学生听说能力的训练，又非常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预科班只招了两届，后来学生以大专学历毕业分配了工作。他们都成了中学里的骨干教师，不少人被评定为高级教师，有的作了学校和县教育局的领导。在附中教学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中学的了解，对我以后教英语教学法、在中学英语师资培训班讲课和指导学生实习大有好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学校的教学秩序，许多教师被打成资产阶极反动等术权威，受到批判斗争。学校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斗争和迫害。学校停止招生。
1969年元月，学校教师和1969届学生一起去到灵宝县朱阳公社搞“斗、批、改”，1969年7月返回开封，很快又于12月到杞县睢杞林场搞“复课闹草命”和教育革命实践。当时各地迫切需要中学英语教师，省教委（教育厅）决定在全省各地区举办中学英语师资培训班。1971年冬季，我和其他10名教师到濮阳师范学校办安阳地区培训班。我们要上课，还要编写教材，我还应学员的要求根据中学英语教学内容编写出了一套英语语法提纲。1972年6月，安阳地区培训班结束，我又于1973年初到准阳师范学校办周口地区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我编写出了一本《英语语法》教材，非常适合中学英活教学使用。1973年6月培训班结业。
1972年，学校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外语系英语专业招收160人，分六个班上课，接着又连续招收了四届。他们非带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上课认真听讲，自习堂上认真完成作业。我给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上过课。那时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开门办学，我和学生们去过林县、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和辉县。教师要编写教材，教课和与学生和社员、工人一起劳动。那时的许多教材都是根据当时形势选取和编写的，有描写林县红旗渠的、林县石板岩供销社先进事迹的。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年纪还小，需要有人照管，我的妻子工作也很忙，但是她总是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宁肯自己多受些劳累。1974年秋季，我和刘炳善老师带领第一届二班学生去信阳地区新县实习，还在新县举办了该县与光山县两个县的中学英语师资培训班。我们在新县实习近三个月，直到11月中旬才回到开封。
1978年3月，高招制度恢复后经过统一考试录取的1977年级学生入学。1978年10月，1978年级入学。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高中毕业后下乡劳动锻炼，几年甚至10几年之后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用功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老师们也十分高兴，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数学，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了。
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而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校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把各项工作纳入到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79年和1980年，我担任外语系英语三、四年级教研室主任，陶亮采老师任副主任。教研室注重集体备课，每课书由一位老师写出教案，大家讨论修改后打印出来，每人一份。教案内容包括教学重点、难点，要布置和批改的作业等等。这种集体备课每星期一次。教研室也组织老师们互相听课，交流教学经验。二十世纪后期和80年代上半期，我两次被评为学校模范教师。
4.
1980年12月8日，我被任命为外语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也管研究生教学和外籍教师的教学。当时外语系有些教师已经年迈，如张明旭先生、丁毅舟先生；有的已经过世，如美籍专家道逊夫人、英语专业的常玉璋先生、刘宝育先生、王凤岗先生和俄语专业的厚子明先生、唐虞先生。把前辈们终生为之奋斗的外语教育事业继承下来，并且在新的形势下把外语系的各项工作推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合阶，这是摆在系党政领导和全体教工面前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在认真听取广大教工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外语系的发展规划，并尽心尽力付诸实施。我们抓紧进行教学改革，派教师到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外语院校和外语系参观、听课，认真吸取别人的经验，大幅度地调整了自己的课程设置，开出了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美国小说、语言学、词汇学、修辞学、理论语法、中国文化、报刊英语、课外必读等课程，还开设了一些课程供学生选修。我们抓紧教材建设，陆续出版了一些教材，有的教材，如刘炳善教授的《英国文学简史》和来安方教授的《英美概况》等还在全国高校推广使用。由于不少教师已经退休，还有不少教师调离外语系，如陈光辉先生、陈孝明老师和夫人王保静老师、谢金良老师、张霖新老师、马怀松老师，师资力量十分紧缺。我们从1977级和1978级挑选出20名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以后每年还从各届毕业生及外校毕业生中选拔教师，并送这些青年教师到外院校进修学习。这些同志中有很多人成了学术带头人，有的还担任了系里的领导职务。1980年起系里开始聘请外籍教师，还邀请国内外专家如美国语言学家麦尔斯博士、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教授、上海外国语学院陆佩弦教授和南京大学陈嘉教授等来系讲学。
为了进一步搞好教学，系里按照学校的安排修订了教学计划，制订了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对教学目标、课程进度以及教师备课、讲课、辅导和批改作业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还制订了考试命题、监考和评卷的规章制度。因为要求明确，管理严格，外语系因其良好的教风和学风而经常受到学校领导和教务处领导的表杨，其他系的领导和教师也给予了我们许多夸赞。
1979年9月，外语系招收的第一届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三名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校学习。1981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成为首批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位点之一。1983年9月，根据社会需要，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恢复招生。1984年9月，经省教育厅审批同意，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开始招生。外语系的专业设置开始增多，教学任务也越来越繁重。
1983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决心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搞好教学和工作。
1984年12月，英语专业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首批重点学科。我们利用系里自己可以支配的创收资金购买与装置了境外卫星电视接收系统、语言实验室和微机室，还添置了更多的图书和音像资料。电教室、资料室的老师和全系教职工艰苦创业，许多装置工作都是自己干。一次，由省教育厅领导和郑州大学校长、郑州工学院院长等高校领导组成的省教育厅检查组来校检查重点学科建设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英语学科教学改革新的进展、学生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成绩、科研的新成果以及设备和图书资料建设情况。他们还考察了教学设备。检查组对于我们努力提高教学、科研层次和改善办学条件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我们系的教学设备是全省高校中最好的，在全国外语院系中也处于先进行列。
1983年至1987年间，我还带领学生去淮阳县、项城县和漯河市等地实习，并在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上讲课。
5.
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尚未设立外事办公室，外事工作由校长办公室兼管。我因为要安排外籍教师教课，教学上也和外教有许多联系，所以许多翻译方面的工作都是我来做的。外办成立后，他们也经常要我去做翻译或者参与他们的许多活动。
1984年河南大学校名的恢复给学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们学校开展与国外高校交流的要求越来越迫切。1985年5月，以时任校长李润田教授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赴美国访问，团员有中文系主任刘增杰教授、化等系主任张仲义教授和我，我兼作翻评。在15天的时间里，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西彻斯特大学（West Chester University）和李学院（李大学 Lee University）, 和三所高校的校长、副校长商谈了建立学校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人员和学术交流事宜，商定和起草了交流协议。这些学校所在城市的报纸报导了我们的访问，刊登了介绍河南大学的文章和学校图片。李大学所在地田纳西州克利夫兰市长接见了我们，并且授予我们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代表团还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我们在纽约看望了河南大学老校长凌冰先生和老校友、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员王伯修（承黻）先生，会见了纽约东区河南同乡会的负责人和著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袁家骝博士从及他的夫人、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博士。我们学校与美国高校之间的交流随即展开。1986年，学校从中文、外语、化学、数学四个系各派出一名教师赴西彻斯特大学进修学习，向李大学一校先后派出教师12名。“这次校长率团访美是河南大学第一次组团出国访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初步打开了与美国高等院校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门，迈出了开放办学具有标志性的一步，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与交流，亲身体验到了国外高校优美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进一步解放思想、制定发展战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百年求索——纪念河南大学建校100周年书系《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7 291页）
6.
1985年元月20日和1986年3月26日，根据省教委（教育厅）的安排，我两次在郑州参加与美国英语学会（ELIC：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in China）负责人的谈判，商定由他们派出教师在河南大学举办暑期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1985年暑期培训班于7月9日开学，124名学员参加培训，8月22日结业。1986年暑期培训班于7月7日开课，8月18日结业，学员119人。这些学员是全省各市县根据省教委的要求选拔推荐的中学英语教师，不少人是他们所在学校的英语教研组组长或者骨干教师。两届短训班教学均分为八个教学班进行，每个班有14-16名学员。班上有一名美国教师讲课，另有一名我校外语系或者外语部的教师担任辅导教师和配合美国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我担任了培训班的中方班主任（Chinese Director），美方班主任（American Director）由英语学会派出的教师领队担任。我们制订了教学计划，明确了教学目的、开设课程和教学活动。学员每天上午上三个课时的英语语言课，使用的教材是《新英语教程》第五册（New English CourseBook Five），是培训班依据开班之初对于学员实际英语水平模底考试的结果并结合教学大纲有关中学英语教师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要求而选用的。每天下午的第一节课，学员先在一所大教室内听教学法讲座，然后回到各个教学班围绕讲座内容讨论和练习一个小时。短训班每周一、三、五的晚上开设美国文化讲座并组织有关活动，题目有美国历史、地理、教育、文学、妇女、家庭等。我负责教学的安排和短训班的管理，认真收集学员们的意见，随时与美方班主任沟通，不断改进工作。学员们认为，他们在短训班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说，英语语言课、教学法讲座课和有关美国文化的活动教给他们不少有用的知识。他们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听说训练，表达和交际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而这正是他们平时所欠缺的。听课和与美国教师的交往给了他们一种全新的感受，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了作为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应该达到的水平。他们说，培训班的学习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了自己，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好地工作。
美国英语学会的教师高度评价河南大学为培训班的圆满举办所做的工作，在他们的培训班“工作报告”中称赞河南大学“计划周密，管理认真”，“对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做了周到的安排”。美国教师为能有机会来中国任教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说他们向中国教师和学生学习了很多东西，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1986年暑期培训班六班教师内奥米·奇斯姆女士（Miss Naomi Chism）在写给全班学员的信中说:
“……
我很想表达我心里想说的话，但是没有语言能传达出我的深情的。
我不愿意跟你们告别，你们每一个人对于我来说都是既可爱又珍贵。我们要分别了，我将会非常想念你们。我的身子将回到美国，而我的大半个心将会留在中国这里——与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在一起。我希望有一天能再一次到你们伟大的国家来。
由于你们，我在中国的夏天成了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夏天中的一个，我只是遗憾这个夏天太短了。……
祝愿我们再相见!
……”
美国英语学会教师领队和教师们还大力赞扬我所做的工作，对于我给予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7.
1987年5月，我和胡金环老师、翟士钊老师受学校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田纳西州李学院进修学习。我先后选修了美国历史、希腊悲剧、现代文学，高级语法、美国小说等12门课程，认真听讲，积极参加课堂讨论，认真完成作业和撰写论文，还参如了这些功课的每次小考和大考，均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我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英美文学作品，周末和假期到学校所在地克利夫兰市以外的地方参观访问，加深了对原来所学知识的理解，还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根据两校之间学术与人员交流协议的安排，我在李学院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课，作为学分课程，成绩记入学生的学籍。1987年秋季学期有27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1988年春季学期有16名。为了帮助美国学生对中国文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大纲英文材料发给学生，内容包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和时期的主要文学成就和最重要的文学家。课堂教学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学生们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绝大多数学生在考试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期末的论文写作中，学生们都认真写出自己的见解，有的学生还运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许多美国教师和学生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些李学院的教师邀请我到他们的课堂上去讲课，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些课。李学院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比尔·乔治博士（Dr. Bill George）在写给我们学校的信中谈到我的教学时说“他的广博的学识和出色的表达能力给李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和胡金环老师、翟士钊老师多次应邀在克利夫兰市社会和服务组织人员的聚会上、在市和布拉德利县及附近县的学校以及其他场合演讲，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还利同讲演、放映幻灯片和图片展示等多种形式向美国朋友和中学生、小学生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
莫尔·德克森博士（Dr. Murl Dirksen）和卡罗琳·德克森博士（Dr. Carolyn Dirksen）夫妇是李学院教师。他们曾于1984-1985学年在河南大学外语系教学一年，1985年暑假又代表美国英语学会带领美国教师与我们学校的教师一起举办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工作了一个半月。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感情和比较深入的了解。1987年10月，他们帮助我们在李学院图书馆举办了“中国书画和工艺品展览”，展品有中国国画、书法作品、书籍、杂志、丝绸、针织品、工艺品和服装等等。展览历时两个月，当地报纸对展览作了专门报导。李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向校方反映说，除教师和学生外，校外来参观的人也非常多，人数超过他们举办过的其他展览。
1987年11月，我应邀去西怀俄明学院（Western Wyoming College）讲学。那里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当时地上己经积了雪，他们说雪要等到来年5月才会融化。学院的院长接见了我，说我是去那里讲中国文化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怀俄明州的州长派他的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我，向我表示感谢，说我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也对这次讲学作了报导。1988年4月，我又应邀到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讲学，许多学生和研究亚洲文化的学者都去听了课。我们还多次接受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采访，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了解河南省、开封市和河南大学。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在各种场合宣扬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李学院的领导称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1988年5月，我们三人按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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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我晋升教授职称。
1993年6月，学校决定在外语系、历史系和美术系三系实行系主任聘任制。经全系教职工投票选举，学校党委研究决定，我任外语系主任,王泽民、胡金环、秦大维三位同志为副主任。后外语学院（下辖外语系和公共外语教研部）成立，我任学院党总支书记。1999年4月，学校撤消外语学院原有建制，成立新的外语学院和大学英语教研部，我任外语学院院长，王泽民、张克定、李卫国三同志为副院长，谢翠英同志任学院党总支书记。
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外语系和外语学院领导努力抓好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各项工作。1988年11月，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被确定为重点专业。1990年12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成为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学院不断扩展专业设置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学院原有英语系和俄语系，日语系、德语系、法语系和翻评系也先后建立了起来。
外语系以至后来的外语学院始终把获取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我们认真研究了学科建设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薄弱环节，针对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1985年，张今教授调来外语系工作。张今教授是著名的翻译家，在英汉对比语言学和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著述在学术界有深远影响。1985年11月，刘炳善老师和我去北京出差，看望了社会科学院的袁可嘉先生、朱虹先生和李文俊先生，去北京大学看望了杨周翰先生，去北外王佐良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住处拜访了他，和他谈了我们系的教学、科研情况并递交了有关材料。这是我们为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所做的早期工作的一部分。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张今教授为博士生导师。他是河南大学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91年4月，我随同陈信春副校长、张今先生和研究生处张德宗处长去广州中山大学商讨张今先生挂靠该校招生一事。商谈进行得很顺利。我同张今先生去看望了戴镏龄先生，还去医院探望了王宗炎先生。9月，张今教授被中山大学聘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1992年，张今教授招收的博士生入校学习。1995年3月，著名语言学家徐盛桓教授来我们外语学院工作。徐盛桓教授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对国内语言学界的学术研究影响巨大，他的到来把外语学院的学术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学院大力加强学术梯队建设，鼓励老师们搞好科研。王宝童教授的英诗研究、徐有志教授的英语文体学研究、我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和西方戏剧研究和郭尚兴教授的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英译研究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发表了不少文章，出了一些专著，有的书还被国内一些高校用作教材。张克定教授、牛保义教授、高继海教授、刘辰诞教授和蔡新乐教授也分别在英语语言学，英汉语言对比、英美文学、翻译理论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学院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先后邀请社会科学院袁可嘉先生、朱虹先生与李文俊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胡孟浩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自然教授、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和王文融教授以及社科院吕同六先生和王逢振先生等专家学者来学院讲学，对于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是很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些专家教授也到外院校讲学和任教。这种交流使我们受益巨大。1998年8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学院党政领导未敢有任何懈怠，我们团结全学院同志，为巩固学科建设成果和进一步提高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
2000年6月，我被聘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我招收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5人，全部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我为英语专业博士生开设了西方文论课，认真指导博士生论文写作并继续给硕士研究生讲课。我还应邀到郑州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等校，为研究生开设了西方文论和西方戏剧课。
我曾兼任河南省外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比较教育学会理事、河南省旅游学会理事、河南省高校外国语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英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长期从事教学，主讲综合英语、高级英语、英语教学法、英国文学选读、西方戏剧和西方文论。1989年获河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获河南大学及河南省教委1989-1993年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曾主持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一项、河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二项。发表论文《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幻想与现实--田纳西·威麻斯的<玻璃动物园>入《<榆树下的欲望>的心理分析》在《伊丽莎的觉醒与希金斯的困惑--萧伯纳<皮格马利翁>的社会学分析》《斯特林堡与表现主义戏剧》等30余篇。主编《基础英语》(1-4册)《综合英语》(1-4册)、《<大学英语教程>导读》(第三册)。参编《贝克特小说研究》获1996年河南省社科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编写《基础英语重点难点讲解与练习》编著《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概要X英文版)，2000年获河南省社科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1998-2001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著《西方文论简史》(英文版)，2007年获2006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编《西方戏剧史》(2021年出版)。出版译著《无知的乐趣》(2018年1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表译文《论疾病》《金字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