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志先生访谈
受访者：徐有志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
访谈人：孙李英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徐有志先生近照
2003年徐先生出席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
孙：徐老师您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您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是河南大学的源头学院，它是河南大学发展的一个见证者，也为河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您作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定有很多感慨。今天我们这个访谈的内容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我们知道您从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直接留校任教，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当时外语学院是什么样子呢？
徐：好的，外语学院在当时叫外语系。我是1958年考入外语系的，1962年毕业留校，留校是由系里面的教授决定的。教授认为谁可以留校，那谁就可以留校。就是选择学习好一点的、 或者是某方面比较突出的学生留校。 我有幸留校当了教师。其实当时外语系的师资力量是相当强的。它有英语、俄语两个专业，每年招生120人，英语60，俄语60。我留校的时候，从师资方面来看，外语系有很多老教师，像北京大学首届英语毕业生张明旭教授，他很早就在外语系任教，并且任外语系主任。跟人家比较特殊的地方是，除了像张明旭这样的老教授以外，还有留美博士那些转过来的老教师，像常玉璋教授、陈光辉教授，都是留美博士，还有双料博士王凤岗教授，都是从美国过来的，很有水平的。其他还有国内知名大学来的一些老先生，像教英国文学史的丁一舟先生，教英语语法的李敬亭先生，都是相当有水平的。除了英语专业的老教师以外，外语系俄语专业的那些老师们也很棒。有从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毕业的一系列老师都过来了，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也过来了，都是相当出色的老师。当然也有一些说汉语不太流畅的俄语教授，也很有意思。我们有个李培坤教授，他原来是俄国东正教教徒，说俄语很棒，说汉语反而比较困难。我觉得外语系跟其他系科不一样的地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当时就有几个外教，这个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我知道就是北京外国语英语有个大卫·克鲁克(David Crook)教英语；北京大学有一位女教授，叫叶文茜（Marcelia Yeh）教英语；两人都是英国人。其他学校，据我所知就很少，唯独就是河南大学外语系有多个外教，像英语教授吴雪莉，俄语教授加琳娜·伊万诺夫娜，当时还有她女儿也在这儿任教，她女儿作为讲师。我们系奇怪就奇怪在这，当时就有三个外教。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吴雪莉先生的母亲道逊夫人也过来了。她是个作家，是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亲密战友，她一来到河南大学，看到外语系的教师热情好学，看到外语系教学蓬勃发展，很受感动，受她女儿的影响,很快就决定迁居到河南来，并且参加到外语教学中。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能够当她的学生，并与她一起校订当时新发表的毛主席最新指示。
你不知道，那时外语系对青年教师培养抓得有多紧，系里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凡是留校的青年教师，必须经过教学培训。培训有两种方法，一是参加培训班，就是外语系青年教师进修班。青年教师进修班须上两门课，一门课是常玉璋教授开的《英语修辞与作文》，他那个课就是讲点修辞内容，然后布置我们写文章。必须写文章。你以为是每天上课啊？不是的。他每周都让我们汇报过去一周的自学情况，评奖我们的文章。再一门课就是吴雪莉老师的《英美文学选读》，材料是一个活页一个活页分发的，每次先给我们布置读多少内容，下次再来给她汇报学习情况, 每个人都得这样 -- 当然是用英语了，这毫无疑问。所以给我们的压力自然很大。我们每天必须慌着去找英美文学方面的资料，读文史啦，读原著啦，还得谈谈自己的感想啊，等于说我们得交出自己的文章来。
徐有志老师于1962年担任助教
孙：您是说，您一边是老师，一边还像学生一样去学习。
徐：就是。我们一开始当教师就被安排当学徒。就像我，1962年毕业。跟我同期毕业的还有吕长发，他被分配去教预科了，就是直接带预科学生。我是在二年级教研室当辅导老师，跟着谢金良老师，当他的助手。谢老师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就是放手让我上课，就是说，我必须替他上作业课，每课必须准备好这方面内容。所以每课后面的作业我都得会做，在课堂上领着同学们做，还得给他们评讲，这才行。所以这样一来，很短的时间我们一个个都被逼出来了。要是不会上课，肯定不行。若是说，我才毕业还不能上课的，那不行！第二年我就直接上课了。所以我们系对年轻教师的培养抓得确实是很紧的，不但要上课，还要有自己创新的方法。我第二年就直接教二年级英语，叫我搞一个教学方法实验，我当时采取听说领先法。后来我看了一下，这是个新方法。我们得领会它，到底它这个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怎么能实现它的目标？怎么能把它推广下去？我当时教的那个班就是实验班。我发现采取听说领先法是很有意义的。所谓听说领先就是先听说后读写，先安排听说、后安排读写的课程，像CHINA这一课，我怎么教？学生开始是不给教材的，他们得不到教材；头一天进教室里面先专门用耳听。上课时，我先让学生听几遍我讲的有关CHINA的内容。然后就放送我事先准备的关于CHINA的录音。所讲所录的当然都是围绕着中国、介绍中国的。不过我用的英语是比较好懂的，短句比较多，后续定语比较多，所以大家听得比较容易。实际上，我说过来道过去，主要目的就是叫大家知道我想要教给他们的是什么，我想让他们学到什么，我想让他们听后怎么反应，主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听了以后，当然猛一下子像倾盆大雨泼在头上，总有个别听不太懂的，我就采取了分步深入问话法。针对一个句子，我能反复地问，先问普通问句（yes/no questions），接着选择问句（alternative questions），接着反义问句（disjunctive questions），接着特殊问句（special questions），一个句子得问至少7到8个问题，然后进入下一句的问答操练。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学生引到我所讲的具体内容上。而且我问到某个问题后，学生必须给我回答。靠什么回答？靠他们所听的东西。他们必须记啊，记下来他们听得懂的，没听懂的还得继续听。我让他们一段一段地听，一段一段地回答问题，然后由同学自己互问互答，就是一部分同学问，另一部分同学答。都是按照我所讲所录，都是围绕着所谓CHINA这个内容来的。 这样搞得课堂很热闹，同学的情绪很高，参与度很高 -- 他们不动不行, 都得动！大部分同学都能听懂，都能够跟上。当然个别确实有一些困难，怎么办？ 下去听，下去问，下去答；我反正把录音放那儿了，你只管听好了，你想找材料没有，我不发材料，你必须听录音。他们只好在那儿听录音，逼着自己听，然后还逼着自己去问去答。他们怎么听呢？有的同学这样，听一句按一下暂停键，根据这一句提出问题，然后回答，自己提问自己回答，就采取这个办法。同学整天搞这个，一天8小时都这样，到晚上自习时还是。第二天来了，怎么办？第二天来了，我还是叫他们听我讲，听录音，还是叫他们回答问题，然后我进一步，让他们自己对内容重述。让学生叙述一下我讲的内容，就是让他们模仿我，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鹦鹉学舌也行，总而言之，就要会开口。学外语的人就得会张嘴。听说实际上是最难的，他能听懂，能说出来，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理解所听的内容，这是最难最难的。我们之所以把听说领先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它不易。到第三天我才把课文拿出来，课本是活页式的，也是CHINA。他们一看，好家伙，这个课文比他们听的那些内容要简短，尽管里面有一些比较长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但是他们自己看了以后，完全能够根据他们所听到的、所学到的、所会说的那些话，提出问题来并回答，就是说把长句子变成短句子来提问、来回答。他们劲头大得很。实际上我给他们教过了，让他们练过了，逼着他们一个个都那样做过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孙：已经有前面那个听说基础。
徐：对，就是这个，说老实话,他们几乎会背了。
孙：这样再学后边的阅读就很容易了。
徐：就是。我非常高兴的就在这儿。
孙：这个方法现在也很好，还可以继续用。
徐：我的想法就是，听说领先，不管怎么说，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对于初学者必须强调听说，实际上听说掌握住了，读写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后来布置作业，搞一个写作题目，叫他们自己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一下中国的某个方面-- 我们还有一个Text B正好也是关于中国的 -- 他们就非常熟练，简直可以说是融会贯通。说到中国的事儿，他们肯定能说一通，你若请他们介绍一下中国，他们肯定能介绍一通。我特别喜欢听说领先法的就是这一点，它比那个直接法要好。直接法就是不说汉语了，一点儿也不说。汉语不说，那样对基础不好的学生来说很难，他自己不可能很“直接”，有些东西他还得查字典。
徐先生夫妇与学生和校友聚会
孙：刚才听您回顾了当时外语学院的模样，发现当时的外语学院已经是很厉害的，而且生机勃勃。在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发展历程中您经历了很多事情，回首过去，您如何看待这些年的发展呢？
徐：外语系的发展走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的。一说到这个的时候我都很有感慨。第一，变化确实很大，并且越来越大；第二，这个路程也确实不容易。你知道，河南大学是在1912年建校，建校的时候就是120个英文科学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就是英文科学生，当然后来还有德文科、法文科。但头一年就是120个人，这些人就是培训出国的。咱们这个学校是在过去河南贡院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美国返回的赔款办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有两所，一个是在清华学堂办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一个是在河南大学堂办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就是后来的河南大学。
孙：咱当时可以和清华齐名，很厉害呀！
徐：当时就是这样的。当然那时上海还有一个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也有这个性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个名字的，就是清华和河大。河南预校的成立，说老实话，是当时国民政府总统-- 说起来是河南老乡 -- 袁世凯同意的；袁世凯说把美国返回的赔款用来建立学校，培养咱们的学生到美国去。袁世凯别的方面咱不说，历史人物嘛,但这一点确确实实因为他是河南人，他做了一件好事。不管怎么说，是他同意的，是他把这个钱给河南的。后来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等几个阶段，发展成一个非常知名的学校；比起其他地方的大学来说，河南大学当时是很突出的。但惟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就是在1949年解放的时候，国民政府把河南大学南迁到南京、苏州。解放以后，新政府才去苏州把这南迁学生接了回来。后来，1953年教育部按照苏联模式搞的大学拆并、院系调整太厉害了，把河南大学给拆分了，有的专业调到武汉，医学院、农学院、行政学院迁到郑州单独成校。中南地区各大学的英语教授，有些有名的教授都调到哪儿啦？调到广州中山大学。戴馏龄就分到那边去了。河南大学不设英语了，这特奇怪。当时有个意见就是都学俄语，英语老师要转去学俄语；弄得我们河大的一些老先生，像张明旭先生，王曾选先生，都改学俄语，改教俄语。不仅改学，还得边学边教。河南大学只设一个俄语科，俄语专修科。好在后来，很快，从1956年以后开始，英语又有了，要把英语恢复起来。本来这些老教师，你逼着人家从教英语改成了学教俄语，赶鸭子上架，让人家左右为难，现在猛地一下恢复英语了，他们马上如鱼得水，非常高兴啦。而且这时候正好吴雪莉老师来到英语系。这样一来，整个外语学院局面非常热闹。当然到1981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河南大学获批硕士单位，英语也获批硕士点。俄语当时没有，就英语有。学科组是按人的知名度给（硕士/博士）点的，就是人家说河南大学那个谁谁谁他可以带，（硕士/博士）点就可以批，就看你在国内知名情况、知名程度。河南大学有点儿太老实了。怎么说她太老实了呢？本来有的教授，像任访秋，全国知名学者，全国知名啊；李润田，全国知名学者，在国内有影响啊；吴祖谋，谁能比得过啊？朱绍侯、孙作云、吴雪莉、刘炳善这都是全国著名的。咱河南大学当时李校长，太谦虚，我们现在想,就是因为他太谦虚了，河南大学结果只报了个硕士单位，一报上去，很快就批了。当时人家说你们怎么这么老实呢？上面说了，你们的任访秋、 李润田、吴祖谋这些人都是可以评博导的，你们怎么不报博士生导师呢？你一报肯定要批啊，我们等着要批啊，结果你们没有报。后来学校领导一听说，便赶紧补报。第二年赶快报，想着这一次肯定可以。既然是全国有名的，肯定可以。结果传下来说，上面只批70岁以下的! 年龄又受限制了。你看看这要是头一年报了，就可以了。
孙：时机很重要。
徐：时间点非常重要。其实就这也不要紧，要是我们有点冲劲儿，有点儿攻劲儿，拼了命也要争取一下。真是得有那股韧劲儿。我说当时没叫我去，叫我去肯定反复找上级领导做工作，不做工作，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怎么能行？你看，河南大学可惜了，确实可惜了。河南大学校友，有在海外的校友，都说河南大学怎么搞的，怎么突然弄个这出来了，都急得不得了。说老实话，校友们都说这河大怎么没弄起来呢，没把这个报上去呢，他都感到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孙：咱的水平是远远超过这个水平的。
徐：这是真的。我们当时那么多知名学者啊，这太可惜，太可惜了。河大在这方面确实有了教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外语学院有了英语这个硕士点。1981年过去后，因为我校一个博士点也没拿到，所以一直向博士点前进。我在1980年代，是高年级英语教研室主任，多次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如弄材料啦，跑单位啦，跑专家啦，我都参加了。当时国务院学位办外语学科组的专家我一个一个都见了。我们完成了一个好事， 就是引进了张今教授。张今教授当时在安阳教师进修学校。我知道他在那儿当老师，是个副教授；一个老先生在那里当副教授，不太合适，我就建议系里负责人动员他过来。系领导为满足他要求的条件，把他的夫人调过来放在资料室，儿子调过来跟着上学，结果他很高兴。实际上他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来的时候先看了看河南高校到底啥样。他先看了郑州大学，一看不行，那个条件太弱。他又看了当时成立的黄河大学，一看，没有材料、没有资料室、没有图书馆。不行！一来到河大这儿，他喜欢了。
孙：那肯定。
徐：喜欢咱们的图书馆。咱们的图书馆，河南哪家能比啊，在全国都是前几名，其他院校肯定比不上。他就来河大了。一到河南大学，我们为他办的事就是为他跑博导。当时博士生导师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找相关院校的有资格的教授们，他们看了你报的材料，觉得这个条件够了，他们就签字同意，你就可以当了。但那个时候，就是1990年前后，还须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由国务院的学位办公室的那些专家批。他们同意才行。我这个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去干什么? 我可不是给专家组送礼。别人问我，你不得带着东西送点礼啊，你都带啥呢？我说我们没有钱。我带的是书，我带的是张今先生的译著。专家他们见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说，你这样来是对的，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主要是想看看申请人的著译。他们一看到张今专著和译著非常高兴，包括王佐良先生，他一看就说，这够了够了；还有桂诗春先生也说，够了够了。
孙：这就是实力。
徐：他们一看张今可以了，就批了。导师批了后他们就看河南大学是不是博士单位，一查河南大学不是博士单位，他们就说，这怎么办？专家组的人替我们操心呐。他们对我说，你这样，你们自己联系学校，先让张今挂靠到一个学校去招博。我说，好啊。我马不停蹄赶快赶到广州，去找中山大学戴镏龄老先生-- 戴老原来是由中原地区去中山大学的。
孙：您找到中山大学了。
徐：是，到广州跟中大戴镏龄、王宗炎老先生和广外桂诗春先生在一块儿见见面，说说话。听我说明来意后, 他们当即表示支持，答应让中大学术委员会批准张今先生的申请。1990年秋，张今老师就挂靠到中山大学招生了。张先生可以招博了，我便赶快动员外语学院的年轻人报名啊。他们当然都要报，特别是张克定、蔡新乐，他俩捷足先登。高继海也想跟着张今读博, 我劝他直接报考北外王佐良先生,他也被录取读博了。
我院博导有了, 按说下一步眼看着就是争取博士点了。博导招了几年博士，要给他一个点啊，这是国务院学科组专家们说的。为了这事儿，我们便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可没想到当时又遇到挫折了 -- 这个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吧。
我们一步一步地做，到今天外院有了一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小语种应该上去。小语种只要有教授就可以带硕士，有国家社科项目就可以招博了。还有外院的本科教学，在全国数得上的。我抓教学那一段儿，外语学院的教学很快达到英语专业A++，在全国前6名，后来往后退了一点儿，前8名，后来又退了一点儿，前10名，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我们这些老的一退岗，教学就差那么一点儿了，出现某些松劲的苗头了。
孙：需要年轻的的顶上去。
徐：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上，你们都得顶上去才行。仔细想想，峥嵘岁月，可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孙：确实不容易。刚才您说到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的取得，这个确实不容易，而且这个取得对我们外语学院意义重大，它奠定了外语学院在全国英语专业中的地位。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谈一谈。
徐：好的。我想了一下，这些年，我特别感到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争取博士点。因为咱们有了博士点，河南大学才成为博士单位；没有这个博士点不可能有河南大学博士单位。跨过了这个点，这是突破。当然中文系也有个点，是与北京的一个文学研究所在一块儿合并申报的一个点。1993年，学校任命我当外语系主任，领导明确告诉我, 你的任务就是争取博士点。跟我谈话时还说，这个职务没有啥级别。我说我当教授就行了，要啥级别。他说是行政级别，就是没有行政级别，你只管争取博士点。我说，好啊，我就去争取博士点。回想起来, 我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 强调张今教授是国务院批准的博士生导师，这意味着必须给他个学科点，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如果咱们河南省的领导都清楚这一点的话，不应该在这方面犹豫，在这方面再搞什么让郑大先走一步，让河大先等等，根本不应该这样做。说老实话，我们的三位教授，张今教授、刘炳善教授、吴雪莉教授，还包括我们几个年纪小一点的，像我啊，王宝童、吕长发，科研成果都是可以的。加上几个年轻博士生们，尽管当时正在读博，还不是博士，但他们的作品都是很多的，这些报表交上去了。咱们学校是研究生处处长张德宗负责申报的。我们把材料一报上去，他就说没问题了。唯一有可能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学科带头人的年龄问题。为此，我在1993年上半年特意报名参加了北外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暑期讲习班。 那是在北外办的，我赶快报名了。啥意思呢？就是想借那个机会，见见王佐良先生。王佐良是国务院学科办外语专家组组长，谁要见他，那是不太容易的。得事先约好，不能冒冒失失。我等着一个机会，趁王老讲英国文学诗歌时，用英语就一个学术问题跟他交流了几句，给他留下点印象。
孙：他就记住您了。
徐：给他印象较深吧。学习班结束、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王公（北外人称他为王公）参加宴会了。因为我之前跟高继海说过我想见见他的（高继海是他的博士生，最后一个博士生），王公吃饭的时候就叫上高继海，主动到我们那个餐桌与我说话。他说，徐老师，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情况他肯定知道，因为材料已经通过高继海给他了）。他说你们只管报，到时我替你们说话。我就说，王老师，我们张今先生是得给个博点了，不敢没有了。我跟他说，我唯一担忧的是70岁，我怕这个坎。他说不要紧，你们只管报，我到时替你们说话。你想我有多高兴啦！这使我回忆到1981年河大申请博士点、硕士点的时候，就是因为70，一下子卡掉了河大那么多全国知名教授啊，太可惜了。但是我想，当时如果像我这样找到有关学科组组长摆摆情况，他们能不同情我们给批了吗？你看王佐良他自己都70多了，他能不批吗? 从这件事儿我知道，得有股韧劲儿，得全力争取才行。我对王公说就怕我校这三个专家年纪大了一点儿。他说，不要紧，只管报。
回校后我们把材料都弄好了，1993年下半年都报上去了。
但是晴天霹雳，学科组开会第一天，没见到河大上报的材料！几个学科组成员，桂诗春教授等，都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你们的材料怎么没见到啊？
孙：不是递上去了吗？
徐：他们打电话说，今天开会时没有见到你们的材料，你们的材料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卡住了？我说，完了，完了。河大这个材料都没报上去，人家咋批啊。可怜人家专家组成员还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办公室再看看是不是还有些材料没报上来，是不是掉到哪儿个地方去了？他们能问到这个程度！就差说河南大学的材料怎么没交上来，就差说这个话了。真是啊，整个学科组成员都感到很吃惊啊。谁也没料到是这样。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由于某些出人意料的缘故，河大的申报材料，学科组专家们没有见到。
1993年没有批下来，可不得了呀。原来想着两年以后再报批，只要再整理一下材料，再调整一下学科带头人，再充实一下申报材料，还是可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商调徐盛桓。他当时是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教授，是非常有名的语言学家。当时学界有个说法：北边有一个胡壮麟（教授），南边有一个徐盛桓（教授）。
孙：这是咋说得呢？北有胡壮麟，南有徐盛桓？
徐：对，当时就这样说。要是徐盛桓老师能商调过来，肯定能抵挡一阵儿，当牵头导师绝对没有问题的。他年纪轻，还不到55，我想把他请过来。我三下广州。第一次见了徐盛桓老师本人，跟他谈了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那儿很有可能争取到博士点儿，你到我们那儿去，业务上也算有个交代的地方，这样比在广州好。我说当然到那以后，肯定会造成家庭的一些情况，家庭情况要复杂起来了。到时候我们替你想办法。他说我这主要看梁处长的意见，梁处长是他爱人。我赶快去找梁处长，我说，你看，到我们那以后不会影响你什么，我说徐老师到我们那儿就是把名字放到我们那儿，有时候去教几节课，然后带着老师们做做科研。其他时间多让他留在广州。我说更重要的是他能当博导啊，他当我们的牵头老师，比在华南师范大学好啊；华南师范大学还没有那个意思，他们还未考虑学位点建设，我说徐老师去我们那肯定比在华师好。她说好。再有一个就是华师外语的系主任和学校党委能否放人。第三次我专谈这个事儿。先是我找到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桂诗春教授，我说桂老师你是不是替我做做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作，你都认识，很熟悉，帮我说说，请他们把徐盛桓老师放给我们算了，我们只借调两年。
孙：那时候说借调，缓兵之计。
徐：这两年，只要把户口放在河大，就说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就行。我们只要申报材料。结果桂老师说，有志同志，这都是你们徐家的事儿。我说，咋会都是徐家的事？他说那个系主任是徐霖贤，你们三个人都是姓徐的，你们自己商量就可以嘛；他说自己不便说那个话，好像帮助河大把人挖走，怕人家有不好的看法。我想也是。既然三个人都姓徐，那就让姓徐在一块儿说吧。我就找到徐霖贤主任。徐主任特麻利，我真是感谢他，我真是非常感谢他。他说，可以呀。
孙：很爽快。
徐：从来没想过会是这样的。像我们这儿要调走一个人，特别是有影响的一个教授，谁敢放啊。就是一般的老师都不让走。咱们外语系你不知道，如果哪个老师要走，咱们学校领导都要跑来做工作，不让走。咱们外语系只要走人都是这样，都采取这个办法。徐霖贤主任这样爽快答应，谢天谢地，他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当然他一同意，华师党委也根本没意见。而且人家有个原则，人家说只要有一个比他们单位好、比他们更有发展前途的岗位要他，他们都放。人家真是开明，确实开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后来，这个事儿算完成了，就是三个人都同意。三方面都同意了，徐老师就调过来了。一调过来，他的论文80多篇，我们填报科研成绩，他自己都占了80篇。咱们外语学系的其他英语学者的论文，当然也有，但是，其他人加一块儿也没有八十篇，全英语系加一块儿也没有。算找对人了，这真是厉害。
我采取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加强科研。当时咱们学校出钱，出了一批学术著作，20多本，那也挺壮观的，一本儿一本儿摞起来，非常好看的。外语学院拿了两期的钱，让杂志帮助咱们发论文，那是全国性的杂志。上海科技翻译，有两期全部是外语学院的。然后就是咱们自己的杂志，我把原来办的大学英语园地改成了《外语语言文学》，改成了大学的杂志，也发表了几期文章。这样河大英语的科研成绩就非常可观了。
第三个办法，派出一个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专家团参加全国英语文学研讨会。趁着在北方开英语文学研讨会的时候，派出吴雪莉、刘炳善、王宝童等教授去北边开会，让他们带着几十本书，和200多本杂志与会，在大会上发给那些参加会议的人，人手一册。
孙：扩大影响力。
徐：人家过来跟我说，徐老师，你们真会抓机会啊，简直是不得了。你们的东西真是多呀，影响太大了。
再一个事儿就是开全国学术研讨会，“新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研讨会”，这是专门为徐盛桓教授举办的。这样的研讨会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过的；同时过顺便请一些专家来-- 有的是国务院学科组成员，请他们来河大讲学，同时进一步了解河南大学。正好这时博士也出来了。1991年安排的几个博士生，张克定、蔡新乐、高继海，这三个博士都出来了。条件都有了，赶快申报。
结果，好事多磨，人家又说不行！我说，怎么回事？他们说，拿到博士单位的学校，两年一申报；没有博士单位的，像河南大学，得四年才能申报。四年一申报！那就意味着老师们年纪又大两岁了！谁知四年后，到了1997年，又因为什么事儿往后拖了。所以直到1998年才算是获批了！申请到这个博士点，说老实话，学校是全力以赴！当时我跟关爱和副校长一块儿去申报的。我在继续做上海专家组成员的工作时，他从北京打电话过来说，徐老师，这次应该祝贺了，这一次确实成功了！就是说我们和中文成功获批博士点了。同时意味着河南大学博士单位拿到手了！这对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呀！这真是不容易，我感觉我毕生的心愿得到偿还了。
2010年徐先生在宁波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上主旨发言
孙：徐老师，刚才你谈到博士点的获批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博士点的取得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咱们的科研实力很棒，外语学院的科研实力很棒。那说到科研，您是如何看待科学研究的？然后您都在哪些方面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呢？
徐：好的，科研这个事情呢，它对咱们教学有很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作为教师来讲，会教课当然是责无旁贷的。老师必须能够教课，必须能够把课教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教师的职责所在。有些教授之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教授，就是因为他自己在教学、科研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说起来，科研这方面有时候跟教学好像有点矛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科研你要是花的精力过大，大部分精力甚至于全部精力都放在上面，在科研方面是能够搞出来一点成绩，但是你的教学可能就会有些忽略、有些放松，在教学方面你就不会搞得太好。所以我感到要想教学科研很好的融合起来，就必须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搞搞科研，围绕教学搞教研、搞科研，这就比较好了。你教学的内容实际上跟你自己研究的问题是一致的，它能启发你的学生在这方面开创思维，开放自己所想所思，这样就能够使自己很好的关注科学方面的新进展、新发展。我前面提到在教学当中采取听说领先法，它确确实实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从实践上很好地加以改革，加以总结，加以思索。要不然的话，你匆匆忙忙地教了课了，匆匆忙忙地把事情交代过去了，匆匆忙忙地把学生送走了，自己坐那儿没有能够回想一下，究竟做了哪些东西，哪些值得进一步发扬，哪一些应该克服，哪一些需要改进，今后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这些确确实实需要考虑。而且只有在这个紧密的教学实践当中，你能够提出问题，能够思索问题，能够很好地想一想，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得更好。我在高年级当教研室主任的时候，就思索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史，这是两门课，你就得两个老师，至少是两个老师。一个人一门课，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英国文学选读，那是不假，但同时还有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一教就是2年。因为那个东西太多，老师用的是别人院校的教材，他必须把这个教材念完了，给学生讲完了，至少领着学生赶快读一遍。所以他这样就比较紧张，时间弄得很紧。他自己只顾着讲英国文学史，作品自己都没读过，那怎么叫学生读？另外自己准备让学生读哪些东西，都得考虑。而另一方面，英国文学选读那个教材有编者自己的安排，第一章学的、第二章学的、第三章学的，人家有人家的系统。我自己教过英国文学选读。英国文学选读三本，你一个一个去教太多了。那东西你得选。所以后来我们就采取个办法，在教的时候，采取了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这两门课合并。合并成什么呢？合并成“英国文学史选”这门课。
孙：挺有创意的。
徐：开这门课要以读带史，而不是以史带读，是阅读带动讲史。英国文学选读选的这些内容涉及到哪个历史段落的内容，就来集中讲讲那个历史背景。这样实际上，从学生的角度，他们感觉阅读更重要。你不读怎么办？阅读更重要，同时围绕着阅读读一些有关历史知识，这就好。这样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合并了以后，安排2年，效果很好。因为强调了阅读，有关历史知识肯定要跟着讲，毫无疑问，学生兴趣比较高。美国文学史选读和美国文学史合并，也采取了这个办法，这个只搞了1年多一点。美国文学史一般都比较少，它不长，所以比较好读。这样，我把这个经验形成了文字，讲了自己的前后想法，自己的实际做法和实际效果，这样弄出来科研成绩了。所以得了教学科研奖，比较自然。
孙：还写了相关的科研文章发表了。
徐：对呀。然后还有其他的，教学实践这个问题，要说这个教学实践，我采取的办法是先把自己的实践搞好，然后把自己的实践好好地回顾一下。平常当然在实践当中都要记录下来一些东西，然后实践一段，随时观察实践情况，再及时总结，及时评比评估，这样就能够形成一篇很好的论文。本来这个实践，比如说，英语教师实习--我不知道现在这实习搞得怎么样--反正对大学生来讲，这个实习是必须有的。学生不管学什么都得实习一下，当律师得实习一下，当见习法官也得实习一下，当教师，那当然更得实习了。学生把书本所学习的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去，教师坐下面看看学生做得怎么样。教育实习过去采取啥办法，你知道不？这是这个办法。我领着十个学生到河大附中实习，我为他们找了附中五个任课教师，一个老师指导两个实习生。过去实习就采取这个办法。学生实习时，任课老师跟着听课，听课以后，就给实习生评论。我们带队老师就这样做。有时候人家附中的老师不怎么喜欢实习生去“取而代之”。 因为实习生教课能有他教的好吗？他自己带的班，自己教的好好的，是要出成绩的，将来高考成绩怎么样？就算不高考，也是经常测评：统考啦，市考啦，效果会怎么样啊？人家怕万一实习生实习以后，他们班的学生学得不太好了，那就麻烦了。他们有这个顾虑。后来我们采取办法是一方面让实习生去实习，另外一方面也得让教师感到放心，这才行。我们经常采取这样的办法，从1974年就采取了个新办法。那年从9月2日到11月15日，领着一个年级五个班百余人去信阳地区信阳县、新县、商城、固始、息县五个县去实习。
孙：规模浩大。
徐：规模真不小！现在想想，我这个人也真够够胆大的。教课老师都要去带队，带着学生到信阳地区的五个县去实习。当然不是我一个，还有一些老先生，像张明旭先生、李敬亭先生、胡雄定先生，都是年纪相当大的，都跟着下去了；还有吕长发、张廷仪、甘康成、马怀松、刘炳善、陈孝明等年富力强的老师，一起带队。反正当时外语系师生干劲都很大。到那儿去干什么呢？不是说到哪个学校去，比如十个人接五个班的课。我们采取的新办法是“顶岗实习”。这两个月实习生在五个县都下去接各校任课老师的课。那么原任课老师怎么办？原任课老师集中起来到各县教师培训学校 -- 当时各县都有教师培训学校，他们都集中到那儿培训。
孙：进修。
徐：进修由我们带队老师指导实习生讲课。各县受训的老师喜欢的不得了，巴不得要我们教。我们去的都是教授讲师什么的，都是专门指导教学的。他们还没有受过这种培训，都高兴得不得了。
孙：对，这是双赢啊。
徐：顶岗实习办法好。后来历届学生实习都是这么做的，八、九十年代都是这样。后来我们把20余年顶岗实习这个做法做了总结，1994年荣获河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孙：这个创新好。
徐：把这个过程说出来，总结出来，是很珍贵的。所以必须善于总结，善于思索，善于创新思维，这样才好。当然你可能在以后会发现什么别的方法，别的什么好的地方，那是另外一回事，咱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围绕着自己所讲的课程内容，你再搞一些思索。这些涉及到你教的课。像我教的是文体学。文体学理论上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没有？我就进行思索。我发现不能迷信哪个专家，相反地，还应该怀疑这个专家说的到底对不对？全对吗？你得善于问自己啊。你都不问，一看这是专家说的，就没有任何考虑了。当然专家说的是应该听的，这毫无疑问。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说的全都对。还有不够的地方没有？还有欠缺的地方没有？这都是可以考虑的。我看了韩礼德有关文体学的论述。韩礼德是国际上最有名的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你要说他的理论，谁敢怀疑？学都来不及，真是学都来不及，理论上的东西更是那个样子，更得好好学习，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也发现，他在不同阶段对一些关于文体学的论述也不是没有欠缺的。他原来认为文体学描述了文体现象以后，任务就完成了；就是说，搞文体学的人只要把小说里面的东西，诗歌里面的东西，戏剧里面的东西，凡是有文体意义的，就把它们抄录下来，然后公布出去，任务就完成了，这是描述性的研究；解释的任务是文学家自己的事。他认为，文体研究实际上是描述性的研究。我就提出来，难道不能解释吗？就不能解释一下作者为啥这样吗？应该进一步问一下，进一步问一下不行吗？作家为啥要这样做？光描述有啥用？描述当然是很重要的，说老实话，学文体学的人，最简单的论文容易做，都就是科学描述。我的那本书就提出了，做文体学研究时，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我这儿都有样本，你照着做，的确可以这样做。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就需要你考虑了，为啥会这样呢？所以脑子得打开啊。虽然专家说了你描述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所以我在文体方面的研究，一般来说就是问一个“为什么”。说老实话，不光是描述，也不是全盘描述，而是有选择性地描述。你要看哪些材料更符合你要表达的见解，哪个解释更便于你解释你所研究的文学作品。当然不光是文学作品，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说，你得善于问问题，善于提出问题，再进一步研究。我跟你说，现在咱们研究方面某些有毛病的地方在哪儿呢？我教的有些学生是很聪明的，他们喜欢很好地看看书，提出来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自己的疑问，我觉得确实好，但是他们不敢发表。他们说若这样发表出去，会涉及到学界大家，这样好不好？我说你不要担心，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能够发现某些情况，就应该进一步考虑，应该进一步证实。真正的专家，他会认为你这是非常好的，会非常欢迎你的，不会对你有什么别的啥想法。真正好的学者，他巴不得你有创见，巴不得你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下去。对后来者都得这样啊。我就喜欢学生能提出问题来，让老师为为难。要不然的话这个社会怎么进步，是不是？科研的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你要紧抓住你自己所教的、所做的；第二，你要会审思，会提出问题，会思索问题。
孙：就是结合自己这个教学，对教学进行反思，然后写出自己教学方面的一些文章。
徐：然后对你教的课程本身加以思索。
孙：对，然后就是敢于挑战权威，不断地追问。
徐：对！对！我不是说权威等着你去挑战。不过，从长远看，肯定会有这个情况，因为毕竟需要后浪推前浪吗，原来有个高峰，后浪过来以后，他肯定要推着往前进。毫无疑问了，就会是这样。这样思索非常好，搞研究必须这样。
孙：对。最后我想问一下徐老师，您对外院学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徐：好。说老实话，我有个担心，就是“守成”不容易。咱们是“有成”了，但是“守成”也不见得容易。我是担心这个。咱们河南大学英语专业，在1998年全国评估当中，英语专业是A++，这以后一直是A++，虽然名次有点不一样。能否保持住好成绩，这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学科评估是在不停地统计，你发表的东西，你出的作品，你写的论文，人家都在统计着呢？你的文章被多少人引用了？像徐盛桓教授，他的文章在全国引用量第一，我们现在还有吗？你看人家徐盛桓教授回广州隐退了，咱们后来者却跟不上，当然下面很难有人跟得上他这个节奏，他这个节奏太厉害了！一年七八篇啦。这个很难得的。当然年轻人赶快奋起直追啊。更重要的是老师教学生的水平，教学水平，这个非常重要。有的人对本科教学容易忽视，不愿意搞本科教学。而且说本科教学太累。太累啥？无非是改作业嘛，那你老师不改作业，很难当老师，是不是？都不愿意在这方面投精力，那怎么能行。要有乐趣才行，必须有兴趣，热爱自己所学，热爱自己所教，这才行啊。有些青年人容易走极端，我考虑这方面多，研究这方面就多一点儿。年轻教师本来就有压力，又是副教授还没评上啦，副教授评上了还有教授问题啦。这个压力很大，永远都没有停息的时间。当教授了还得想着我的博士导师啦。不过现在都是博士了，还会想着别的，像国家社科项目啦。国家社科项目没有，怎么办？国家社科项目没有，拿什么去当博导？实际上国家社科项目给你钱，是叫你带学生的；没有这个项目你又没有钱，你带啥学生呢，这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其他方面的压力太大，反而对教学放松了，而教学也是很大的事情。说老实话，我们那A++的英语为啥在全国有影响？就是我们的铁塔牌学子，我们的铁塔牌学生，在各大中校工作的都是呱呱叫的，在国内外所有高等学校工作的这些人也都是呱呱叫的，这样人家对河大的印象才好。你的本科生毕业生，人家都愿意要。你一推荐，人家马上抢着要。人家要你推荐的研究生，咱们河南大学现在都推荐。咱们英语专业的学生，现在都咋样了？我怀疑都跑到上外去了。
孙：早都推出去了。
徐：我估计都是推到上外去了。
孙：对。
徐：上外对咱们喜欢得不得了。你的学生就是好嘛！你的学生好，人家才想到你院名气啊，才有所谓的A++嘛。这个方面绝对不能削弱。咱们的老师必须在这方面特别敬业才行，兢兢业业做事。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够心有旁骛。如果我们这个搞得好，再加上科研也能跟上去，咱们就会保持我们的这个位置，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至少是这样。当然现在我看了咱们的外语是B类，外国语言文学是B类。B类是因为啥？我知道很明显，德语法语日语这些小语种没有上去。
孙：对！现在小语种还没有博士点。
徐：要我说，学校一定要高薪聘请，准能聘请几个来，多聘请几个有影响力的带头人来。一请过来都可以带研究生、带博士生；因为咱们是一级学科博士点，咱们学校应该在这方面给点支持。过去，咱们的英语专业为啥得到博士点，就是学校领导对咱们的大力支持，在经费上绝对保证，在引进人才上，绝对保证。
孙：现在还有就是老专家们都退休了，然后下边接不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徐：实际上都给你们腾出位置来了。
孙：但我们坐不上去啊。
徐：这一点确实需要处理。我是衷心希望咱们河南大学能保持咱们的位置。守成的压力更大呀！我也替他们感到不安。有时候就是不太好办。
孙：那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接受访谈。昔日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英文学科已进入全国综合性院校的英语专业的先进行列，离不开像徐老师这样兢兢业业为我们做出杰出贡献的老领导和老专家，非常感谢您。祝外语学院越来越好，也祝徐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徐：谢谢，非常高兴。
策划：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务办
审校：安家亮、付江涛